外星人日記

　 上完一學期翻譯文化論以後，如果問我：「你覺得什麼是翻譯？」的話，我會回答：「生活的一切都是翻譯。人和世界和社會和其他人的關係，都存在著像翻譯一樣的東西。」就像酒井在「翻訳というフィルター」裡頭提到的，小說翻譯成電影、用行動翻譯政治理念、夢是欲望所翻譯出來的。還有像酒井在學習中文的時候，需要透過翻譯；在和來自非洲，講著ハタリ語的訪問者談話時，也需要翻譯…。

　　和翻譯有著最直接關係的，就是語言。從一開始有關母語就像有色鏡片，而這個有色鏡片阻礙了我們看世界的感覺的主張中，就能感受到語言之於我們，常常是我們接觸世界時的一種「牆壁」。因為當我們要認識更多世界和世界產生連結的時候，很多時候都必須仰賴語言，而這個過程中，又經常需要經過翻譯。可是翻譯的過程裡，還是有很多東西無法跨越過地理、文化上的差異。就像現在當我學了日語，即使很多時候已經不需要透過翻譯，但日語之於我的感覺，和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又有文化理解上的差異。我原有的「中文有色眼鏡」只是變成了一種母語和另一種後天學會的語言混合而成的新的色彩。所以，有色眼鏡應該是永遠也無法摘下來了。

　　以上我努力提醒自己要用「母語」這個字，是因為上完這學期的「翻譯文化論」，「國語」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種危險的字眼。「國語」這個被製造出來的裝置，和一般認為的「翻譯」行為有很重要的相關性，也和「國民」以及「國家」是密不可分的概念。在接觸酒井的想法之前，我對於「翻譯」行為的想法，也是建立在「國家」對「國家」、「國語」和「國語」這樣的二項對立圖式之中。所以，我想從我以往一直認為的「國語／母語＝有色眼鏡」、「國家」這樣的二項對立圖式的概念，思考「翻譯」這個行為被建立在什麼樣的想像的概念裡。

　　班納迪克‧安德森認為，語言具有產生想像的共同體的能力，它構築了一種特定的連帶關係。以為了支持「國民國家」而產生「國語」這個近代概念的發源地─法國來看的話，「フランス革命の際『国民』の創出がもとめられたとき、その最大の障害の一つとしてたちはだかったのが言語の問題であった。フランス国内の多種多様な方言、されにはアルザス、ロレーヌ、ブルターニュ、バスク、コルシカなどで話されていた異言語の存在は、同質的な『国民』をつくりあげるためには排除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異物としてとらえられていた。(イ1996,P.248)」也就是，當國民國家這個概念被製造出來的同時，要先將這個地理關係內的人同化。而同化的想法，建立於「我們」和「他們」不同的意識之上。但「國家」／「國民」／「國語」這樣的概念，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以日本當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例子來說的話，當「日本帝國」想要把東亞境域融合成一個共同體的同時，在這個境界裡頭展開了漫長的同化過程。而這個同化過程裡最常被使用，也堪稱最有力的同化工具，就是語言這個有色眼鏡。

    佐藤裕主張在同化過程中，和人類學習語言的過程有相當深刻的連結關係。「日本語とか英語とかの語彙と文法の体系としての言語ではなく、より局所的に（狭い範囲で）共有される意味の体系を含めた『言語』です。ある社会的カテゴリーを指し示す言葉が、否定的な性質や他者性の『記号』として共有されている状態、あるいはその言語を含む慣用句が排除の効果を持つことが了解されている状態が、『言語』の問題です。（佐藤2005,P.144-145）」

　　每個人的有色眼鏡在還是孩童時期就開始形成了。當我們正處於學習母語的孩童時期，我們也經歷著一場同化過程。當一個孩子他試著使用他從大人那裡聽到的語言或單字，如果這個孩子所使用的語言能被身旁大人認同或接受的時候，他就開始成為「我們」的其中一員了。我們會先劃分出「我們」，然後把不屬於「我們」的人，劃分為「他們」。

　　而日本大帝國時期，學習日本語，或被迫學習日本語的殖民地的人們，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吧。這些人的苦悶，也許就是來自於遊走在「我們」和「他們」這兩種對立範疇之間。戰後，經歷過殖民時期教育的人們，又必須經歷另一場由政治力量所憾動起的同化歷程。

　　殖民歷史驗證了「國家」、「國民」、「國語」、「我們」、「他們」這些概念都是被某些力量，並透過一個過程所想像建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毫不懷疑的就接受「國家」這個概念的存在，這樣的確有些危險。可是，我也懷疑在現在的世界之中，「國民國家」的概念有可能消失嗎？我們有可能不擁有「國民」，或者以歸屬於某個地區[1]的身分生活下去嗎？

　　今年三月，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時，新聞不斷播報日本當地居民如何慘痛，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的來自各地的外國人在機場，擁擠排隊著，只希望踏出日本國境，回到自己來自的地方。看著那些新聞，讓我覺得不論如何，不管一個外國人嘴上說著他有多愛日本，可是畢竟他的「根」不在日本，在災難發生時，還是會選擇回到有家人，有著自己根的地方，有一個永遠屬於他的位置的「國家」。

　　在希望瓦解「國民國家」這個概念的時候，我覺得從很多現實面來看，「國民」、「國家」在某個層面來看，是硬生生的存在著。就像反過來說，當一個國境內發生災難的時候，境界內的人民不會／不能／很難選擇離開，這就是一個事實。

　　但另一方面，酒井的主張也提醒了我很多以前忽略掉的角度。現在我覺得，在追求將「國民國家」瓦解的理念之中，我們應該要重視國境內的差異勝過於國境外的差異。當全球的人都知道日本發生大災難時，我們隔空對著日本喊著：「日本加油！」或「日本人加油！」的時候，我們想像的「日本」或「日本人」是什麼？在日本的華僑、無法拿到日本國籍的在日朝鮮人、可能母語不是日語的日系巴西人等等，這些少數人的臉孔有機會出現在大家的想像中嗎？我想，應該在大多數人的想像中，並沒有這個空間。這意味著我們的確都過於一廂情願的想像，境界內的「人種」一致，而把這些有著和其他國家有更深厚淵源的人排除在外。

　　但太在乎內部和外部，使得內部原本獨立的個體被同一化，同時也會使得外部的個體被同一化。在這學期課堂上討論過的語言對語言的翻譯關係、語言被劃分為種／類，還有日本思想史中所產生的日本對西洋的對照關係中，都有這樣的傾向。究竟每一種範疇的「小」要小到哪裡，「大」要大到哪裡才能使每一個應該要獨立出來的個體被看見。但也說不定，很多事情在追求劃分邊界的同時，會失去一些什麼東西。

　　那，究竟我應該要如何看待，廣義來說，是由翻譯行為組織成的社會和世界？可能我沒有辦法像荻生徂徠一樣挑戰「言說」，改變「言說」。我能做的，大概就是「質疑」。就像小森陽一說的，「『なぜ？！』という問いを発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疑う、という行為の実践である。ある一つの言語システムの中において、『正常』だと見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もしかしたら、そのこと自体が異常なのかもしれない…(小森2006,P.71)　自己流亂譯：當我們在問為什麼的時候，就是懷疑這個行為的實踐。在一個語言系統中，被視為正常的事情，說不定，這事情本身就是一種異常。」。接下來那句「疑うことこそが、『知識人』の果たすべき役割なのである。自己流亂譯：懷疑，這件事是知識人應該要去實行的責任。」我還不敢說。但的確，當我對某件事情懷疑的時候，才有可能展開對這件事情的重新認識，就像這學期和大家一起讀了酒井的論文，在某些質疑和主張裡，我好像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酒井能成為翻譯、語言、社會方面的權威（雖然某個人變成權威也是一種危險的事情）。酒井對於翻譯所連帶出來的國民國家、思想史等等的質疑，也讓我跟著一起思考了這些我以前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我來說閱讀酒井著作的過程，也意外的非常符合這門有「翻譯」這兩個字的課名。在整學期的過程中，我也像在學習一種對我來說是未知的語言──「酒井語」。當我在學習「酒井」這個語言的過程中，通常是這樣的：自己理解、摸索、想像，這也是一種翻譯，更多時候伴隨著嚴重的誤譯。→於是，幾乎都沒有理解→上課聽同學發表（另一種翻譯），老師「翻譯」→也許算理解，但應該沒有理解全部的「酒井語言」。不過，什麼樣的「酒井語言」才是「正確」的「酒井語言」，應該除了講「酒井語言」的人之外，沒有人知道吧。重要的是，我跟著這個語言，思考了一些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參考資料

 イ‧ヨンスク『国語という思想』1996岩波書店

川村湊『作文のなかの大日本帝国』2000岩波書店

佐藤裕『差別論──偏見理論批判』2005明石書店

小森陽一『レイシズム』2006岩波書店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1999時報出版

（翻譯文化論　期末）

[1]比方說台灣，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很尷尬，可是當我們要和世界做任何交流的時候，還是得以「屬於台灣的一份子」這樣的角色和世界相處。